长征的路上，前有敌军堵截，后有敌人追击，枪炮轰鸣，雪雨交加，部队往往白天打仗，夜晚赶路，饥餐野果，渴饮溃水，艰苦之状，可想而知。
“困难再大咱不怕，只把困难踩脚下”我红军宣传员用这样的快板书鼓舞部队。
1936中秋时节，我们二方面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越过雪山，跨出草地，进入甘肃的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到达这里后，部队奉命进行休整。
我们驻下后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就是联系和发动群众二但是，当地的群众，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鲁大昌的糟害，见了荷枪扛炮的人，就吓得魂飞魄散。而且，我们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地打着补钉。敌人趁机宣传说：这就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共匪”。
群众听了更加恐惧，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
在长征的路上，只要碰见一个村庄或几户人家，不由人心上热热乎乎的，没有群众就觉着寸步难行，一切都很渺茫我们多么需要群众啊！但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总指挥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和大家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这次会议十分活跃，是长征路上少有的一次情绪高昂的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最后贺总指挥总结，他慈祥而幽默地说：“几个月来，我们很少见到群众，今天见到了，而且很多，但就是不和我们在一起”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群众还不认识我们，我们要叫群众认识我们，熟悉我们，热爱我们，我们要在这方面拿出本领来！”接着，贺总指挥便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咱们还唱咱们的拿手好戏吧，这出戏的名字就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只有这点还不够，还要有新的约法三章：第一，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们的家；第二，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要让小偷进去偷东西；第三，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第四，不能赶鸡打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第五，要到山间和林畔向看不见的对象讲话，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道理”贺总最后说：“我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把农民群众争取回来，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贺老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豁然开朗，觉着有了主心骨，思想也安定下来了。
正当部队按贺总的指示展开活动的时候，甘肃地下党指示陇南党组织派专人协助部队工作那时地下党不能公开，活动很困难，但他们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向部队介绍了当地风俗民情，帮助部队把逃到外面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并组织群众慰问部队。
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爽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象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好的地方？感到有些费解了，刚好群众送来了慰问的大米，一个同志看到大米不禁失惊地问道：“啊！这里是北方还是南方？”好象不相信自己走的方向了。
“北方哟，那个子南方哩二”一个四川同志接着话茬儿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北方、南方都会有大米吃的哟？”
有了群众，我们就象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样，一定能把根深深扎进抚养我们的泥土里。
初期，部队每天除保证必要的警戒任务外，年老、体弱的同志给老乡担水、垫圈、喂牲口、打扫卫生和招待伤员，其余同志全部参加田间劳动劳动对经过长征的红军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为了很快把秋收搞完以便进行其它工作，政治部还给各个单位规定了劳动任务，组织田间劳动竞赛我们政治部有一个叫刘德斌的政治干事，在执行这次劳动任务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每天砍一亩多谷子，还能背着送到打谷场上，从而被评为政治部的劳动标兵 部队的劳动积极性及吃苦性使许多老乡感到不可理解，特别是刘德斌等同志的吃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乡亲父老他们纷纷议论，有的说：“历来都是民养兵，兵不害民就算顶呱呱了，从没有见过当兵的还给老百姓种地。”有的说：“这个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他们不光能下苦，做起活来也很内行”有的人用怀疑的口气打问一些同志的身世和家中情况。我们借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经历和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的道理讲了个详细当群众知道红军同志的身世及痛苦遭遇和他们类似时，就倍感亲切。
参加劳动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方法在劳动中，每个人都结识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国民党那种所谓“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群众再也不相信了相反，对红军宣传反压迫、反剥削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一些思想先进的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造成的民族灾难深感忧虑；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十分愤慨。
在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随后又扩充了部队。贺总指示，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闯入敌占区，一切工作方法，都不能一如既往，死搬硬套，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这次的减租减息，只把邹寸租种田里收下的新粮按二五比例减租，分给了佃户，把地富家里屯积的多余粮全部没收，没收的粮食大部分作为军需，少部分以军队名义还了初到时借吃的债务。于是这样作的结果收效很好，群众更加拥护我们。
吃的问题解决了，穿和医药问题采取向工商界募捐的方法，工商界向我们捐献了不少布匹、棉花、针线和医药中。捐献的医药留下给伤病员治病，布匹、棉花、针线分给群众和缝纫社为部队做军装。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崭新的鞋、帽、衣服都做成了，衣服的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呢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的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
工商业界在募捐中尽了力，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本薄利微的工商业者募捐后，继续经营受到了影响，我们就把仅存的一点白洋、铜元拿出来给他们付款。然而，他们却很明大义地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我们的生意也作不成，今天既愿募捐就不要钱，要钱就不募捐”。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前一阶段工作，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都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至此，不少有志的青年要求参军，我们虽然是一个方面军，但在长征的路上损失了五分之四还多，实际上只剩下2000多人了。此时，仍四面受敌，正感兵员缺乏，扩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人要求参军，可见时机已到方面军司令部指示各师立即组织扩军工作团，分赴农村进行扩兵任务是：一个保征一个班，一个区征一个连，一个县征一个团。我当时任十八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就成了当然的扩兵工作团长，我们的工作团驻在江洛镇的冯智清家里。
冯家是赤贫户老两口生了三男二女，老大、老二已结婚，大媳妇还生了个小宝宝。全家十口人，就靠老汉和三个儿子拉长工维持生活，十分艰苦且不说别的，单说三岁的小宝宝，秋已凉了，他还是一丝不挂地掂着个大肚子跑出跑进；饿了，就一个人到地里去拾洋芋吃，全身象个泥人儿一样；他见了人不说话，也不抬头，晚间趴在炕上不枕不盖就睡着了，妈妈回来把仅有的一件破衣服脱下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便是他一天到晚最甜密的时刻。
智清的三个娃娃都要求参军，老汉也向我们苦苦哀求，说：“让娃娃跟上你们去吧，留在房里也活不成，出去碰碰，混好了，为国献力，也有一碗饱饭哩”以后，我们经过好多次劝说，只让三娃子一个参了军，象冯智清这样的人家，正是我们扩兵的基本力量，虽然不叫他们全部参军，却叫他们到亲戚朋友家去串联，动员其他人当兵，利用骨干串联，是当时扩兵的一个普遍方法。10天左右的时间，用这种方法，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了新兵近3000名，大大扩充了军队，改变了局面。
打扩兵工作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对新兵进行训练，一方面安排军属，在没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白色恐怖区安排军属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这些人家大都是吃了早上没晚上的贫苦农民，要对他们实行救济，如冯智清家，我们就给救济了二斗包米和四五升糜谷，另外还给了几个白洋和一串铜元；第二。部队走了后，不能让这些人家被国民党迫害，要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如有的要作适当转移，有的要请地
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注意他们的安全；第三，这些人家将是部队走后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活动的据点，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敢于斗争和善于井争。
秋风瑟瑟，早晚已有寒意，一天早晨，起床不大会儿，师政治部的通讯员通知我说：“饭后到城隍庙里开会”城隍庙位于江洛镇对面的山脚下，庙堂很宽阔，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里面。“司令部召开会议，一定很重要”我这样想着，很快吃了一碗包谷洋芋粥，急步向城隍庙走去进去一看，各师团以上干部都到了，大家济济一堂，又说又笑，很愉快。正在这时，贺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进来了，说笑声随之而止，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贺总招招手，示意坐下。
那时开会不拘形式，人到齐就随便讲开了，贺总说：“我们住在这里，‘老朋友’始终不安心，天天准备送行，咱们也要自觉啊，自己走吧”贺老总说话很幽默，他几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接着他才象下达命令似地讲了部队的出发时间、集合地点、行军路线、联络办法等详细情况。总讲完后，甘主任接着说：“部队出发前，要把伤员安置好，把执行纪律的情况普遍检查一次。”甘主任讲了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的重要意义后，特别强调了安置伤员工作的艰巨性。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按会议精神分头进行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在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特别是安置伤员的任务艰巨、重大当伤员同志知道部队要走，需要他们转移到离公路、城镇较远的偏僻山区继续休养的消息后，个个泣不成声，他们坚决要求“宁愿跟上部队死，不愿留下继续生！”我的一个老战友石子真拉着我的手说：“老严啊，我的知心的同志，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党，不能离开部队，请你报告首长把我带上，哪怕我向前爬，决不给部队添麻烦，即使出去死了，也心满意足，含笑九泉”他一边说，一边哭。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怎能不难受呢，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难呀！难！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仇恨记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帐上，以实际行动消灭更多的敌人，为老战友分忧解愁。接待伤员的乡亲，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一致表示：“伤员就是亲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伤员的安全，决不叫他们吃亏”对这些家庭我们都一一给了粮食和药品。
部队离开的问题，特别是走的时间是一个机密，没有告诉群众，群众多聪明呀！见我们又是安置伤员，又是征求意见，就猜到了八九分。谁知刚招收的新兵，对保密的利害还没有体会，把消息传出去了部队刚集合，群众就围上来了，有的提着洋芋，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饼子，一个个眼泪汪汪地往战士手里塞。冯大娘可怜巴巴的，不知什么时候存下两个鸡蛋，也拿来向我口袋里装，我请她留下给小宝宝吃，她哭泣着说：“暖！好娃哩，穷家富路，家里再穷，总不能让上路的人饿着肚子，再说你们出去还要打黑狗子哩！”部队走开了，群众把一切的感情都汇合成这样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打倒反动派！”“红军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回响在陇南的群山之中。
再见吧！革命的人民，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的功绩，将永远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行军的路上，我回顾一个多月前，红二方面军连续转战，没有机会休养生息的景况，对照现在的新变化，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走向了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到这次顺利的休整过程说明，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决心。
行军速度很快，两个多星期左右我们就赶到会宁，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了！
（作者时任红二方面军十八师政治部民运科长）
(责任编辑：刘元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