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陕甘、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它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全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比较完整的根据地。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后，及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的错误肃反，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1935年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成的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这一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也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伟大的战略转移，实现大会师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落脚点。

    一、实施西征战役计划

    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不断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战”。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进剿”，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颁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晓为政治部主任，聂鹤亭为参谋长。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实施西征战役。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八十一师、军委直属骑兵团为中路军，由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指挥。5月28日，左路军从吴起镇出发，向环县、曲子镇方向隐蔽前进。6月1日，红二师在左权、聂荣臻的指挥下，向曲子镇守敌发起猛烈攻击，于当晚10时结束战斗。活捉敌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击毙敌骑兵团团副陕有禄、县保安大队长王占英以下百余人，俘敌200余人，曲子镇解放。在红二师攻打曲子镇的同时，红四师在马岭击溃敌军一部，进占阜城。2日，马鸿宾三十五师调集8个营的兵力向阜城反扑。3日，左路军集中优势兵力给于该敌沉重打击，歼其6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敌1100余人。左路军三战三捷，给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以沉重的打击，据守环县、洪德城的敌军弃城而逃，左路军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一带的要隘，控制了南北大道，打开了西进的门户。随后继续向西前进，到达固原七营，在清水河一线休整，筹集粮款，开展地方工作。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与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1]10日，彭德怀下达夺取安边、定边的命令，由中路军执行上述任务。11日，攻占了同心县城，主力部队前进至王家团庄一带，切断了敌马鸿宾三十五师企图回援中宁、石空堡北撤的道路。此后，红十五军团先后解放了定边、盐池、同心、豫旺等县城，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至7月底，西方野战军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从军事上做好了准备。

    随着西征战役的胜利深入，中共中央于5月17日撤销陕甘省，建立陕甘宁省，并成立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陕甘宁省委和以马锡五为主席的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也由陕北吴起镇刘家渠迁至甘肃环县河连湾。并先后在新苏区和老苏区建立起曲子、环县、华池、赤安、赤庆、固北、预旺、预海、定边、安边、盐池等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扩大游击队，加强地方武装力量。为了配合西征，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7月17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在曲子县花旗镇成立，下辖4个团，共1300多人。此时，游击队也发展到400多人。8月中旬，中共陕甘宁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做好物资准备的工作。9月10日，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向各县发出指示，坚决完成西北办事处、西北军委下达的筹粮3.3万石的任务。省委还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制定粮食保管、运输和供给制度，确保了筹粮任务的完成，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奠定了物资保障的基础。

    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致电西方野战军领导人，“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西方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束了西征第一阶段的任务。各部队在原驻地进行休整，开展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并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准备南下执行西征第二阶段的战略任务，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完全会师。

    二、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静宁、靖远地区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后，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68人及红一方面军、陕甘宁红军全体指战员和党、政群众团体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表示热烈的祝贺。1936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贺电。指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中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万岁！”[3]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正在向甘南前进的红二、四方面军，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4]为了保证红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7月27日，毛泽东等向西方野战军发出指示，明确指出：西方野战军今后要继续执行三大任务，向西发展，极力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积极创造条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并与其完全会合，造成西北的大联合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5]。8月12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提出了红军主力会合后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

    根据中央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北进甘肃的指示，8月至9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发起“岷洮西固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创建了甘南和陇南两块临时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有利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迎接二、四方面军的指示， 9月初，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主力集结在七营一带，第一师经郑旗堡南下，在海原以南、固原以西、静宁以北地区活动，牵制静宁、固原一线之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五师重占王家团庄、高崖，主力迅速南下。随后，红一军团以第一师及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率领下，经海原、郑旗堡南下。14日占领将台堡后，派出一部插入静宁、会宁之间的界石铺。同日，以红十五军团步、骑各一个团组成的特别支队占领打拉池，击溃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新十旅一部，向会宁县城逼近。

    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各个击破红军主力，急调胡宗南第一军北上，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王均部第三军、孙震部第四十一军、马步芳新编第二军，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师、第五十一师、第一○四师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川军各一部围堵红二、四方面军，第三十五师、第十一军、东北军骑兵向陕甘宁边境南部推进，企图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根据敌情的变化，中共中央为了阻止和打击胡宗南西进，保证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决定提前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为保证主力红军的提前会师，9月13日中央军委提出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其目的在于红四方面军北上抢占以界石铺为中心的西兰大道中段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部占领该区域，阻滞其西进。为督促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14日毛泽东等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城之线攻取灵武、金积，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其余部队保卫陕甘、陕北苏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的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安宁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但是，张国焘对党中央的意见公然表示反对，继续坚持西进的错误主张。9月18日，朱德等人在岷州（今岷县）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对张国焘西进青海、甘西的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1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下达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但是，张国焘对西北局岷州会议的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擅自调动部队撤离通渭，调头西进。

    对于张国焘再次破坏北上方针的情况，中共中央既坚持耐心的说服教育，争取他率部北上，又积极调整行动部署，为三个方面军实现会师创造条件。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界石铺掌握在红军手中。26日，中共中央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要求他们设法劝阻张国焘西进。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四方面军领导人连续发出三份电报，进一步陈述夺取宁夏的重要意义。在中共中央的再三敦促和耐心说服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成员的坚决斗争和抵制下，张国焘不得不勉强同意北上。2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正式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30日，红四方面军战斗部队分五路纵队，经通渭、渭源、漳县等地向静宁、会宁方向前进。

    由于张国焘擅自调动部队西进，贻误战机，致使胡宗南部占领了清水、秦安、庄浪地区，与毛炳文部靠拢，导致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红二方面军总部于10月1日向中共中央建议，撤离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2日，中央同意红二方面军总部的建议，要求迅速从天水渡过渭河北上。3日，红二方面军总部下达《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分左、右两路纵队向通渭方向进发。

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向静（宁）会（宁）地区集结，9月30日彭德怀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南下的部署，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出庄浪威胁秦安，阻止胡宗南部西进，与先期占领界石铺的第一师靠拢，控制西兰大道；红十五军团积极在北线活动，防止马鸿逵部南下，西进至打拉池，威胁靖远之敌。以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出郭城驿向静宁推进，其骑兵三团向兰州方向警戒，主力部队在郭城驿为红四方面军筹备粮食。同日，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从同心城附近出发，长途行军300多里，于10月2日一举攻占西兰大道的重镇会宁县城，歼敌400多人。

    10月3日，国民党邓宝珊部新十一旅两个团从定西向会宁城反扑，红十五军团特别支队撤到城外进行阻击。4日，红一军团以第一师主力、第二师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向会宁增援。敌闻讯后，于6日仓皇撤离县城。随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第一、二师到达会宁，与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合。至此，红一方面军控制了东起界石铺，西至会宁间的100多里长的地段，扫除了二、四方面军北上的障碍。红一方面军进占会宁后，积极组织指战员开展宣传工作，打扫房屋，筹备粮款，张贴标语，搭彩门；全军上下齐动手，赶制棉衣、鞋袜、手套，积极做好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到来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两个团在政委王宏坤的率领下，率先到达会宁，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胜利会合，揭开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序幕。8日，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到达会宁青江驿、静宁界石铺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师。9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张国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红军总部和四军、三十一军抵达会宁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杨勇和所属部队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会宁县城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街道，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通电》指出：“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作用了。”[6]《通电》号召全党全军做全国人民的模范，做抗战的模范，努力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全国和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当日傍晚，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二师，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代表五六百人，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内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分别代表红一、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会上讲话。朱德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今天，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了，就更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并肩作战，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今天的会师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伟大胜利。在联欢会上，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把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赠送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两军战友含着热泪，悲喜交集地拥抱在一起，互致问候，把庆祝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会还向中共中央发了致敬电。

    10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会宁县城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与民主共和国的报告”。会师期间，红四方面军还召开各种政治工作会议，研究了学习红一方面军的经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等问题。

    正当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庆祝胜利会师的时候，红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渡过渭河，越过西兰公路，急速向会宁挺进。15日至17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率总指挥部和二军、三十二军陆续由通渭进入会宁县南部的侯家川、谷头岔一带休整；陈伯均、王震率六军到达会宁县东部的青江驿与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1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向会宁县东部的老君坡一带前进,受到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肖华率领的红五团和师政治部宣传队及后勤人员的热烈欢迎，两支部队的代表在老君庙举行了会师联欢活动，红二师把从陕甘苏区运来的大批物资送给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表示热情的慰问。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率左纵队到达兴隆镇和将台堡（时属甘肃隆德县，今属宁夏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司令部和红一师胜利会师。23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打拉池，与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及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会合；朱德、张国焘同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人会面。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实现了完全的大会师，胜利结束了伟大而艰巨的长征，为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在甘肃的重要意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  是中华民族一部壮丽的史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实现了胜利会师，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根本性转变，它对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形势不断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方针，有效地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依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剧，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现实，正确地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在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内有张国焘分裂主义破坏的严重局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7]党中央先后在甘肃召开的俄界会议和榜罗镇会议，审时度势，果断地改变了原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制定了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使中国革命千回百转，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战略转移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哈达铺整编，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了战斗力和机动性，从组织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8]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他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其次，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实质，科学地预见了张国焘问题的严重性，维护了全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对统一全党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党对张国焘采取的团结、教育和挽救的方针，正确地区别了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根本界限，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了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促使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苏区，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团结、大会师。因此，俄界会议是“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9]

    第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明确的奋斗目标的鼓舞和指引下的伟大实践，是实现会师的精神支柱。“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在甘肃期间，既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的战斗，又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建党建政，发展革命武装。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和发展了陕甘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创建了两块临时根据地，在12个县、130多个区普遍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众联合会，在甘肃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力量，在甘肃的解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在红军会宁会师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长征精神在甘肃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成为激励甘肃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刘元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