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决定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增援西路军。1937年3月初，援西军开进镇原时，西路军业已失败，遂驻扎镇原等地区，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进行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展抗日准备和群众工作。1937年8月，援西军奉命开往陕西三原改编抗日。
援西军的组建及进驻镇原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后，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也渡过了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由于胡宗南部队阻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致使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未能实现。1936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将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①。
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和国民党胡宗南部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特别是1936年12月在甘肃永昌战斗中损失惨重。对此，中革军委于1937年2月27日发出《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 (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前往保安，成立了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军委主席团指示：“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同时指出，“增援军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必须之办事人员从前方抽调，尔后由后方补充前方；除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即日开赴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个军限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开始出动，所有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等，由彭（德怀）、任（弼时）负责处理。”②
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令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第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各率所部集中在甘肃庆阳西南的镇原待命出发。
3月2日，军委主席团又给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来电，内称：
“彭任刘左并告周：
昨日电悉。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一）西路军已全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批示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之实际及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恩来）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原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两级主要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上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③
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于1937年3月10日左右，到达镇原县。3月中旬，从各军抽调干部组建了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此时，已得知西路军3月初在高台、酒泉一带完全失败，中央指示“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④援西军遂停止西进，驻扎镇原，负责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援西军在镇原境内主要驻防是：司令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刘伯承司令员住在县城西南忠恕街慕氏家庙内(今镇原宾馆内)；第四军驻扎在屯字镇；第三十一军驻南三镇(平泉、中原、湫池)；第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分驻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骑兵一团驻在临泾、马沟一带。另外，在镇原境内还驻有陕甘宁独立师和红十五军团的第七十四师⑤。
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
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驻扎在镇原的援西军更是责无旁贷，大力开展营救工作。援西军一方面在县城及各镇秘密建立西路军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在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及西（安）兰（州）公路沿线，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以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尽快找回。⑥
驻地接近平凉的红三十一军，由政治部敌工部组织了一批干部战士，化装到西兰公路平凉段沿线去营救、接应西路军归来的将士。化装潜返的徐向前、李聚奎、肖永银、陈明义等大批西路军指战员，经千难万险辗转到达镇原，回到了根据地。
1937年5月下旬，援西军探悉，国民党把被俘押在兰州的西路军1300多人分编为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将由西兰公路解送西安。援西军立即在西兰公路沿线派出大批侦察员，准备在中途营救。国民党的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约500人解送，于5月下旬从兰州出发， 9天后到达平凉，在平凉飞机场由九十八师移交给四十三师。次日上午，第四十三师将被俘西路军将士由平凉解送将至四十里铺时，援西军派出的侦察员、营救人员化装成卖茶、赶脚和卖 “锅盔”的百姓，在公路两旁设法和被解送的西路军将士接头。军官队的同志看到买的“锅盔”里夹有“四十里铺以北便是游击区”的纸条，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军官队的党组织即秘密决定当晚向镇原方面逃跑，并立即通知士兵队，要他们在路上故意拖延，到四十里铺宿营后乘黑夜一同逃走。到达四十里铺时已夕阳西下，各队吵着要吃饭。饭后即停止行进，就地宿营，分住在老百姓家里。各家早有援西军的侦察联络人员，指点逃跑的方向路线。晚上9时许，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乘敌人守戒松懈，军官队和士兵队的部分战士，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带领下，冒着滂沱大雨，连夜渡过泾河，向东北爬上草峰原，翻过潘阳涧，先后回到了镇原，与援西军会合⑦。
回到镇原的同志，都得到了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安排休整、换装，学习中央的政策、指示。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援西军首长经常亲自看望回到镇原的西路军指战员，肯定他们的英雄事迹。刘伯承对他们讲：“在西征中，数以万计的优秀的指战员牺牲了，许多同志被敌人抓走了，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办法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都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你们敢于冒生命的危险，逃出敌人的魔掌，都是好样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⑧同时，由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迅速对归来的西路军同志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给予信任，及时恢复党的生活，重新分配工作。
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深入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凝聚了军心，为投入抗日战争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斗争中，开始时四方面军有些干部战士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刘伯承、张浩等援西军首长坚持以教育为主，反复宣传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各军采取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等方式，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全面贯彻中央决定，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检查批判，重点批判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还批判了他假借“肃反”，排除异己、杀害党和红军大批优秀干部的罪行。4月间，前敌总政委任弼时等同志来镇原视察部队，对中央政治局决定进一步作了传达解释。红四军7月20日的《四、五、六三个月四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写到：“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与援西军首长指导和直接帮助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经过了军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地联系到四军本身许多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在四军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全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政委进一步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小组会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到实际工作的检查，在部队中不断地开展了一些具体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把许多具体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对党中央与军委的威信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础。”⑨
开展地方工作，创建革命根据地
援西军除了救援任务外，还在镇原积极开展地方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镇原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是援西军发展建立起来的。虽然早在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在镇原发展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但只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工作，没有开展地方工作。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北部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援西军进驻镇原后，陇东地区新成立了5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的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民运部，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利用参加地方劳动和帮助群众治病等机会，在与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在屯字原的屯字、曙光、上肖等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据耿飙同志回忆，当时红四军民运部在屯字原一带发展了100多名党员。据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留守处(即镇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回忆，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10多个区委，还有一个中心区委。
（二）开展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当时民众抗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抗日救国会，经群众和上层人士协商，在县、区、乡分别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在工、青、妇各界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团体，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当时的抗日救国会，形式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人民政权的雏形。群众打官司、抓坏人、禁赌博、制止一些保甲长为非作歹等，都要找抗日救国会和抗日自卫军，这就打击了国民党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权威，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徒有其名。从此，他们派粮、派款，要干什么事，事先要和抗日救国会商量，实行合理负担。抗日救国会决定的事，他们也执行。抗日救国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
（三）建立人民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军。镇原县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前沿，国民党统治严密，群众运动比较困难。援西军进驻后，占据了全县城乡地区。当时，国民党仅有保安队300多人，没有驻正规军。援西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基本上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不仅各界群众大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而且青壮年都参加了抗日自卫军，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尤其是南三镇、屯字镇和县城周围地区，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打开了镇原工作的新局面。援西军还进行了扩军工作，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一些同志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有不少同志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当年，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到处充满革命、战斗的气息，使人振奋、令人神往。援西军各军在驻地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道理。群众思想活跃，热情高涨，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援西军吃的、用的东西都掏钱购买，买卖公平，借东西一定归还，损坏东西就赔偿。平泉镇南徐村农民徐玉都回忆，一次驻在本村的部队没有吃的了，借了他家三石糜子，后来他们不但归还了糜子，还给了一些黄米。据上肖乡南李村农民杜元根回忆，住在该村的一个团的供给部，借用了自己200根木椽，当时父亲害怕部队不归还这些木椽了，经常念叨，但在部队撤走时如数送还他家，椽上都写有号码。红军在驻地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干农活。据卢仁灿（曾任“远足割麦队”政委）回忆，红三十一军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外国民党统治的平凉地区帮助群众割麦，一面劳动，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演出文艺节目等。割麦不要工钱，也不吃群众的饭，不喝群众的水，自己烧水、做饭。割麦结束后，归还了所借用的东西，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告别时，当地群众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有些小伙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此后，乡亲们写来了一封封感谢信，还不断地有他们劳动过的村庄群众来部队作客。
援西军开赴抗日前线时，红军战士给驻地群众家家缸里挑满了水，给户户打扫了卫生，还清了借用的家具等，再三向群众表示感谢。据新城乡小寨白村白林易回忆，援西军所属三十一军离开时，群众给红军送去了五只羊，他们坚决不收，给他们送去一些烟、酒，他们只收下一点，给他们送上一面锦旗，他们高兴地收了，表示领了乡亲们的心意，要为人民立大功。许多青年人赶上毛驴送红军，有的就跟着参加了红军。
（五）开展统战工作。根椐当时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援西军首长为争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合作共事，积极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那时，援西军和红十五军团云集陇东和镇原县，大军压境，形势完全改观，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及各区乡政权组织，迫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红军的模范行为，对援西军态度友好，百依百顺，工作比较顺利。援西军开进镇原时，邹介民率众出郊迎接并召开欢迎大会，以后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延安烽火剧团等文艺团体也曾来镇原演出⑩。年轻的邹介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尤其是刘伯承、张浩、李达、刘晓、宋任穷、肖克、陈再道、王宏坤、耿飙等红军将领的为人、学识和风采，使他大开眼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更为邹介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同时，正当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际，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他以县长的职权，积极帮助红军，动员殷实富户捐献粮、物、款和草料等，支援红军给养；配合援西军民运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坏分子，开展抗日民众运动；经常下乡巡视，了解情况，协调关系；主动接近红军，建立友好联系。这就形成了共产党的驻军和国民党的政权并存、合作共事的局面，创建了这块独具特色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援西军在镇原期间，不动枪弹，不伤生灵，得到了很好的给养和安定的驻扎、休整，毫无干扰地进行整军和备战等工作。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6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援西军所属大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由镇原开赴三原，准备改编工作。9月6日，在石桥镇举行改编誓师大会，部队进行换装，举行阅兵仪式。后来，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大抗日主力师之一。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版社，2002年9月，第509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传记》编写组：《刘伯承传》送审稿，1983年4月，第214—215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传记》编写组：《刘伯承传》送审稿，1983年4月，第215—216页。
④范青、陈辉汉：《陈昌浩革命生涯》，中共党史版社，2002年2月，第318页。
⑤耿飚1985年5月10日在北京接见庆阳地区党史工作者时的谈话录音整理稿《回忆在陇东》，录音带现存镇原县委党史办；1985年5月14日肖克关于援西军在镇原的谈话记录，现存镇原县委党史办。
⑥宋任穷:《往事历历忆良才》，《人民日报》1989年3月30日。
⑦参见黄良成《忆长征》“脱险归队”一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⑧宋任穷:《刘伯承同志永生》，《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2月，第86页。
⑩邹介民1956年4月22日自传，邹介民专卷，镇原县人民法院案卷第5号。
（作者系中共镇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史办主任）
(责任编辑：刘元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