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为此，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三县的交界，属耀县管辖。这里是子午岭的南端，山岳连绵纵横，地形崎岖不平，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他们不断进行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发自内心的革命愿望。
照金又是红军的老游击区。1932年春，党组织派习仲勋到照金开展工作。同年9月，照金战斗胜利后，刘志丹在率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时，曾将特务队留下来交给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
由于照金具有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立即投入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2月27日，红二团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了焦家坪，全歼敌民团60余人，然后进军香山寺一带。此时正值年荒，农民流离失所，红二团即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农民分粮帮助群众渡过年荒。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薜家寨地区。这时，红二团扩大到300余人，并成立了随营学校。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1932年1月中旬，红二团向西发展，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5支游击队。2月上旬，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了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产，活动了20多天时间，并在湫头塬与三嘉塬的交通要道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民团，击毙敌团总赵世坤。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金锁关，打开了根据地工作的局面。
在主力红军的配合下，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武装发展很快。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后张秀山）任政委，统一领导各游击队。3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300余人，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游击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多层次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使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
随着创立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深入，党的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3月8日，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特委成立后，领导照金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游击战争。到4月底，以薜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已初步形成，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基地。
在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上，陕甘边区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创立红色政权的工作。4月初，在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委员、粮食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内务委员、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人员和机构，工作机构驻在薛家寨。其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开展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工作。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在桃渠河、照金、老爷岭、马栏、七界石等地相继建立了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地主豪绅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委员会还从经济上铲除封建的剥削制度。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土地斗争蓬勃兴起。
正当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给根据地建设带来严重危机。
当时红二十六军刚刚建立，力量弱小。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刘志丹提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思想，据此，红军与某些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中部县（今黄陵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与红军关系友好，他们或为红军掩护伤员，或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有一定的帮助。但身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杜衡，却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1月间，杜衡命令红军攻打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遭到一些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刘志丹继任参谋长。此后，夏玉山遂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这时，杜衡又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及广大群众的不满。因树敌多过，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薛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6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败仗。这时，杜衡去省委汇报工作。杜衡离开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围剿”。此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团转入外线，向西进击，在旬邑地区消灭了一些敌人民团，后转兵北上，到宁县盘克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5月上旬，部队进入宜君地区稍事休整，并与陕北一支队会合，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力量。随后，红二团继续西进，到达宁县金村庙，消灭了一些民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兵变部队，队伍发展到近500人。6月17日，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返回照金。
四、照金革命根据地陷落
1933年6月1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团的领导干部在照金苏区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这时，杜衡也回到照金苏区，他被敌人的疯狂“围剿”所吓倒，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并提出4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5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刘志丹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但杜衡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21日，在杜衡的专断命令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23日，杜衡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此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7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终南山失败。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0月4日回到照金。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久经锻炼、英勇善战的红二十六军，被杜衡的“左”倾错误断送了。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西北地区革命形势陡然逆转。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被敌破坏，杜衡等人被捕叛变。杜衡投敌后，出卖了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使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先后被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杜衡等人还可耻地充当奸细，带领密探特务，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大街上盯梢捕人。逮捕了来西安汇报工作的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及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重要干部。此后，新任的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再次来到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遭敌逮捕。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及中央失掉了组织联系。
1933年7月，陕西省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惨痛消息后，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7月21日，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耀县起义后，敌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耀县起义失败，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在此前后，耀县三支队也转移至照金苏区。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照金苏区处于危急之际。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此时，陕甘边党和根据地的干部对于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继续坚持革命，认为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巩固和发展，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为统一思想，8月14日，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陈家坡会议的召开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了重要推动作用。9月下旬，红军攻占旬邑县的张洪镇，缴枪200余支和大批物资。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等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纠正了错误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形势有了好转。10月12日，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转入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
10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转入外线，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苏区的中心区薛家寨。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人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率领留守薛家寨的照金红军游击队100余人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敌手。国民党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积极分子被敌人杀害，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
(责任编辑：刘元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