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一方面军长征过甘南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前敌总指挥部住在今四川省若尔盖县的巴西村，党中央和毛泽东住在离巴西约10里远的牙弄村。为开辟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打开通往陕甘的大门，党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役，消灭胡宗南守敌1个团和援敌1个师，为红军北出甘肃南部地区创造了一个极好时机。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过草地，出班佑，朝右路军靠拢，全力向甘肃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却在四川省的阿坝地区按兵不动，伺机进军西康和青海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张国焘在9月3日致电中央，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于9月8日向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发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幸好电报首先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他当即赶到牙弄村把密电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随即离开牙弄奔赴三军团住地阿西村，在那里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会合。当晚，毛泽东在阿西村召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人举行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巴西一带的危险区，向甘肃境内运动，并命令林彪率一军团派出先头部队，向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前进；由彭德怀率三军团担任后卫，负责保护中央安全脱离危险区。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毛泽东独率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8000余人，离开川北大草原上的最后一个村寨毛弄，沿包座河（流入甘肃境内后当地群众称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迭山中麓挺进，又向左路军发出了《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的敦促电文，再次指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北出草地，向巴西开进，并通报中央已确定右路军由周恩来指挥，奔赴甘肃南部的俄界集中。
当红军进入甘南地区的第一个藏族山庄干沟村的山脚下时，山势陡然峻峭，两面峡壁崛起，只见前方涧深谷幽，林遮雾漫，山道狭窄崎岖。左边是高耸入云的危崖绝壁，右边是涧深湍急的达拉河。由于夜晚降了大雨，红军走了几公里后，河水突然暴涨，山洪横溢，淹没了崖下林间的羊肠小道，许多险桥、飞栈被冲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行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脚下汹涌的激流中去。这个刚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面对浊流洪峰挺身而上，有的沿着河边浅水中的路石，连走带游的渡过去；有的攀着山崖上的树枝、荆棘沿崖绕过去。先头部队接连越过达拉河上的6座悬空险桥，穿过少数反动分子不断从打来冷枪的密林，击退妄图抢劫红军枪支弹药的牙拉沟口守敌，来到卡让寺前汹涌的河水边。几位红军战士涉过咆哮的河水，架好被破坏的桥梁，保证大部队的顺利通过。下午6时，红军先头部队来到达拉河的另一条支流上的高吉沟口时，为警戒敌情，以防袭击，红军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沿小河西行逆流而上，另一路沿右边的山脊前进。向西行约二三公里，经过一个有20余户藏民居住的村子岗岭（红军称广利），再走二三公里路，就到达了俄界村。当时，该村藏民由于受反动派的宣传和影响，除少数人持枪阻击红军外，大多数人躲进了高山密林。当晚12时，先头部队才陆续到达俄界集中食宿。翌晨，河水又冲毁了沿途两座险桥，给后卫部队的前进造成极大困难。红军立即伐木砍树，涉水搭桥。宣传员在甘沟附近的河西岸岩石上，写下“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誓死北上的坚定信念。过了两桥之后，宣传员又在河东岸牙拉沟口的断崖上，写下“努力争取回民群众”的标语。与前者同为北魏体，字形有砖块大小，笔锋刚劲有力，至今全部字迹清晰可辨。11日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安全到达俄界，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人会合。大家略作交谈后就分别住进用木椽搭盖的藏民小屋。俄界是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村寨，藏语是“8个山头”的意思，是根据村后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而起名的。全村共有10余户藏族人家，按山势不规则地摆为3台。红军到时，俄界群众都藏匿在对面和村后的高山密林里，暗中窥视红军的行动。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党中央和红军提供了召开会议的场所，也是进行短暂休整的极好时机。
俄界会议后，1935年9月13日，毛泽东和红军离开高吉村，于第二天凌晨经过岗岭村，沿达拉河顺流直下，朝东北方向前进。目的地是今迭部县的旺藏乡，行程约60公里，但要经过几座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有的横嵌于百丈悬崖之上，有的凌空架在激流河面上，犹如空中飞桥一样。在红军到来之前，反动分子把一些栈桥的铺板抽掉扔进河里，甚至把一些石孔中的木桩也拔掉了，这样迫使红军不得不停下来就地修理。反动分子还从河对面的山林中放冷枪，从栈道这面的山顶上滚巨石，使红军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达拉河流到这里，水势湍急，涛声如雷，两岸都是险峰峭壁，河面宽的地方有10米到几十米，窄的地方不到四五米。栈道往往距离滔滔水面有七八十米高，深不见底，若俯视河面，令人头昏眼花，极度惊骇。这天，红军总共走了不到25公里，整日里只是吃些炒青稞，喝几口溪水充饥。天黑后，大家在次哇沟口（红军称庶地）的松林里燃起篝火，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红军又继续向旺藏寺前进。栈道依然很险峻，山路还是那么崎岖陡峭，幸好有四五座横跨达拉河上约10米长未遭毁坏的木桥。在达拉沟口，反动分子在白龙江对岸的山坡上向行进中的红军射击。毛泽东传令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攻击守敌，百余名打冲锋的红军指战员光荣牺牲。当晚11时，整个部队才陆续到达旺藏寺（今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该寺是方圆一二百公里内最大的一座寺院，有喇嘛四五百人。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在该寺东面300多米的地方，有个30多户的藏民村庄叫茨儿那，毛泽东就住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后卫部队在经过尼傲峡时，反动分子乘隙拆除了白龙江上的木桥，红军派“通司”（翻译）到尼傲村联系，请求藏民帮助修桥。该村群众很快搭好桥，让红军安全通过了尼傲峡栈道。红军表示谢意，赠给尼傲村藏民5支步枪和20余发子弹，藏民们选派一人给红军带了几天路后返回。为恢复疲劳，收容掉队人员，红军除一军团二师四团奉命前往攻取腊子口外，其余部队在旺藏地区休息一天。
1935年9月15日，红军沿白龙江南岸崎岖的山路向东前进。这天的宿营地是麻牙寺（红军称莫牙寺），离旺藏寺约25公里。中途要经过异常艰险的九龙峡云崖栈道。为安全起见，毛泽东带领20多名参谋和警卫人员，绕道从茨儿那村前的仙人桥上渡过白龙江，翻越4000多米的高日卡和娘里宁巴两座大山，直奔卡郎山下的崔古仓村，与大部队汇合。清晨，红军大部队驱散放冷枪阻击的反动分子，越过25公里长的九龙峡石门栈道，来到多儿沟口的独木桥边。因为麻牙寺在白龙江的北岸，南岸通往北岸的桥梁大部分被烧毁，只剩下这座残缺不全的小木桥。此桥长约15米，桥的两端都是从两岸撑出的木头驳插上的，并用长木料伸到桥的中部，然后用绳索系于桥上吊起来的。红军约在下午3时到了桥头，与麻牙寺仅一江之隔，但因桥身好像航行在狂涛中的木舟一样浮动着，只容单人逐个通过，所以后卫部队直到晚上12时后才过完独木桥，赶到麻牙寺宿营。麻牙寺是个新建不久的寺院，规模、陈设都远比旺藏寺差。
次晨6时，红军又顺着白龙江北岸折转行约5公里，登上一座1000米高的小山包，便离开白龙江和栈道，向东北方向走去，进入了然尕沟。红军在此深山幽谷中行军25公里，来到一个住有10来户藏民的村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当时，该村有个卓尼土司杨积庆的小粮仓，储藏着一二十万公斤粮食。红军到时，该仓没有烧毁，也没有转移粮食，土司委派的仓官逃走，守仓的藏民父子俩躲进了深山老林。粮食正是红一方面军奇缺的，因此司令部研究决定，将此仓的粮食分给部队。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须将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如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等，和所拿粮食之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可惜的是，该仓不幸于解放前夕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
离开崔古仓村再走二三公里，红军来到卡郎大山下。此山高约海拔4300米，山脚至半山腰都是茂密的树林，快到山顶只有绿草，一棵树木都不长，有的山坳里还积着薄雪，山的背面从半山往下是浓密的原始森林。这天，红军约走了几十公里，冒雨翻过了云雾缭绕的卡郎大山，傍晚到达今迭部县桑坝乡的黑拉村（红军的通司译为“格法”）。当时，该村有20余幢民房，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和欺骗，居民们都逃离了村庄，房内一无所有。红军只好在屋子四周拣些萝卜叶子与麦粒煮熟，用以充饥。黎明，红军从黑拉村出发急行一二十公里山路，又爬上一座3000米高的大山，经班藏寺向东北方向前进。红军在下山时，忽然大雨倾盆，山风呼啸，吹得人人睁不开双眼，但大家还是咬紧牙关，艰难行进。走了三四公里，红军越过沙藏村旁的肖合包滩，又钻进一座名叫拿合窝的原始大森林。这时，天色昏暗，细雨蒙蒙，烟雾笼罩峰峦，漆黑的天幕很快降落下来。大森林里既无路又无光亮，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清。大家只好一个拉一个地摸索前进。挑东西的红军战士接连跌跤，连队之间常常失去联系，到处都有迷路、掉队的人。司令部看到确实无法再继续行进了，就下令就地休息。大家找棵大树靠着坐下，等待天明。天刚亮，红军又背起行装，向腊子口方向进军。走了约15公里，前方传来先头部队攻克腊子口正在追歼敌人的捷报，同时命令后续部队迅速跟上。红军指战员一听，连开水也顾不得喝，就背起行装，满怀胜利的喜悦，按着原来的行军顺序，向腊子口奔去。
二、红四方面军长征过甘南
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红四方面军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和尚罗车儿弟兄俩当向导，翻山沿结柯河而下，进驻到今玛曲县齐哈玛寺院。当时除几名老年僧人外，其余和尚逃避一空。红军当天在齐哈玛寺院驻扎后，在寺周围挖掘战壕，修筑工事，以防反动分子的偷袭。紧接着由罗车儿等人引导40余人的红军小部队，来到黄河边寻找渡口，准备实施北渡黄河的战略计划。在离齐哈玛寺院约8公里外，发现1个唯一的渡口，但因当时数日来秋雨连绵，河水暴涨，加之河面太宽，水深流急，又无渡船，实难在此渡河，数日后返回。这是红军第一次到达甘南境内。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省甘孜会师后，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广大指战员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北上转移。他们先后从甘孜出发，以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经过西康的车谷和川西北的阿坝、包座、巴西等雪山草地，于1936年8月初进入今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的达拉乡，穿越尼傲峡和九龙峡，到达麻牙寺。但未走去年红一方面军由这里进入然尕沟，翻越卡朗山经桑坝乡去腊子口的那条捷径山路，而是继续沿着白龙江顺流而下的大路，经花园乡、水泊沟村到达代古寺和洛大新寺，在寺内住宿一夜后又离开东流的白龙江，越过鹰鸽嘴顺腊子河向北逆行而上，经尖藏村和康多庄，到达腊子口前。8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30军88师攻占了腊子口，歼灭鲁大昌守军约一个营，并顺利越过朱立村的达拉山，于8月19日到达哈达铺，兵临岷州（岷县）城下，实施《洮岷西固战役计划》。这时，红二、四方面军约有四五万人左右。
1936年8月14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十二师出兵岷县马营仓，逆洮河西行而上，过羊化桥，进新堡沟，翻越红山抵达临潭县府新城。当时，驻守临潭城的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五团团长李希发，9月8日接到鲁大昌的电报后，急返岷县县城。红军到时，临潭城内除了几个警察和没有战斗力的地方“民团”外，已成了一座空城，全城的穷苦老百姓夹道欢迎红军。红军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伍，头戴红五星帽，身穿军装，打着绑腿，足登草鞋，精神抖擞，浩浩荡荡地迈进东城门，驻扎在城隍庙和东西街两所学校及西门外的端阳沟一带。红军当天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满街贴上“红军不欺压穷人”、“红军不拉夫，不派款”、“汉回番民团结起来”等大幅标语，城内出现一片新气象。
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北上决定作出后，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实施中央《静会战役计划》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27日，驻扎在新城的红四方面军召开洮州（临潭）会议，决定挥师北上迅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是在9月29日发布向静、会地区进军的命令，30日，分三路撤离临潭县城，离开了甘南地区。
三、红军在甘南的重要活动
（一）俄界会议
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红军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四川毛儿盖会议后，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向川北草原开进。由于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擅自强令左路军南下，违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党和红军面临着遵义会议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转折，红一方面军到了紧要关头。为挽救危局，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继续北上。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约八千余人，沿包座河（流入甘肃境内后当地群众称达拉河），向甘南的岷山中麓挺进，同时电令左路军随后向甘肃境内前进。为及时向广大指战员解释党中央先行北上意图，抵制张国焘分裂图谋，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共同北上，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7人。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共产国际顾问）。还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因该会议是在今迭部县达拉乡俄界（高吉）村召开的，故称这次会议为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主持下召开的。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除了其它事项外，还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议通过了缩小部队建制的建议，并组成了编制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部队的编制工作。俄界会议还作出了攻打天险腊子口、迅速打开全军北上的最后一个天堑大门的决定。强调今后红军的行动要迅速、敏捷，要千方百计地爱惜和保护干部，竭力为革命保存骨干力量。俄界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后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
（二）腊子口战斗
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甘南迭部县腊子口。当时甘肃军阀，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奉蒋介石之命，在腊子口部署了两个营的重兵，妄图凭借这道天然屏障，把红军消灭在崇山峻岭之中。腊子口自古就是甘川之咽喉，这里峰峦陡峭，易守难攻，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天堑。整个隘口上面宽约30米，下面宽约六七米，两面是悬崖陡壁。崖壁下是湍急的腊子河，使人难以徒涉。河上隘口处横架着一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把两面山脚的小路连接起来，成了腊子口唯一的通道。敌人在这里设了两道防线，第一道在小木桥后面，第二道在朱立沟口，小木桥后的东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和三角形的封锁工事，往后是纵深工事。东面突出的山腰上也修筑了几个大碉堡，重火力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小桥隘口，连只小鸟都很难飞过。红军如不能尽快突破腊子口，就面临被敌人三面合围的危险。9月14日，毛泽东在茨儿那村向一方面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面授了“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这样攻打腊子口的重任就落在了红四团战士们的身上。9月16日下午4时，红四团先头营试探性的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傍晚毛泽东一行20多人来到离腊子口二、三公里的黑多村，立即派人去和一军团及红四团取得联系，并让通讯部队专门从黑多村到腊子口一军团二师前沿指挥所拉了一条电话线，他亲自指挥战斗。
夜幕降临了，腊子口地区仍然是火光冲天，枪声不断。一军团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及二师首长们接到毛泽东的电话指示后，立即赶到前沿阵地视察，共同商定采用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由王开湘团长率领两个连渡过腊子河，攀登悬崖绝壁，袭击东面山顶上的敌人和摧毁大碉堡，杨成武政委指挥4个连从正面发起攻击。六连组织了20个勇士在扬信相连长的带领下发动了5次猛烈攻击，都因没得到右翼登山的两个连队配合，未获成攻。至晚11时半左右，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首长赶忙返回黑多村，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红四团战斗的情况。天亮时敌人增援部队如若赶到，将会使全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毛泽东一直拿着电话筒，连续向红四团下达和反复强调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攻克腊子口的指示。接着，他又和林彪、聂荣臻联名向断后的三军团发出了“腊子口守敌一营未退”的电报，命令彭德怀指挥后卫部队坚决截击侧袭腊子口红四团的敌军，保证前沿先头部队顺利夺取腊子口。至晚12时，担任主攻的六连发动了5次猛攻，只因路窄施展不开兵力，未能冲过小桥，便暂停了攻击。在这危急时刻，红四团由15名党、团员组成了敢死队，分成了3个突击小组，制定两路接近敌人的战斗计划。一路顺河崖壁运动前进，摸到桥底下，攀着横木运动到彼岸；另一路的两个组先摸到桥边，等到第一组打响后，两面夹击，先消灭桥上的敌人，然后夺取木桥。正当敢死队员冲到桥头，和敌人殊死拼搏时，王开湘团长率领的一、二连也从敌侧翼迂回成功，发出了白色信号弹。同时3颗红色信号弹从山下红军的阵地升起，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顿时，红军的冲锋号、轻重机枪和呐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震撼峡谷山岳。红四团乘势一鼓作气，打的敌人丢盔弃甲、仓惶逃命。9月17日凌晨6时左右，红军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打通了进军甘肃的最后一道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
（三）红军在甘南执行民族平等政策
红军过境甘南，正是长征进入后期的关键阶段，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藏、回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支持，加快了长征胜利的步伐。
1、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保护群众利益，得到藏、回族群众的拥护支持。
红军在党内和全军广泛进行民族政策教育，提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军战士”，从而提高红军指战员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红军到达甘南，在迭部茨日那用藏汉两文写有标语“番（指藏族）民与汉人一律平等”“保护喇嘛，信教自由！”在临潭写有“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红军是保护回番民族工农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消除回番民族痛苦的政党”，主张“回番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号召“回番人民加入红军，拥护红军！”“打倒屠杀回番人民的汉官军阀！”红军通过这些传单、标语，向藏、回族群众讲明了许多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
与此同时，红军十分注意把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结合起来，同广大指战员自觉执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红军第一次过境甘南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利用藏族“仇汉”心理，印发了大量宣传品，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不准他们与红军接触，不准给红军卖粮、带路，并迫使藏族群众上山隐蔽，坚壁清野，同时还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少数群众进行抵抗。红军初到时藏族群众都跑到深山老林里躲避起来，每个村寨往往是人畜一空，找不到人和粮食。红军除了张贴“红军不拿回藏人民的一针一线”、“反对伤害回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等有关方面的标语外，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俄界住过后，临行时把村寨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过的东西归还原处，损坏的留下钱赔偿。在临潭红军炊事员拿盐换菜，挖了群众的马铃薯留下钱。在腊子口达拉村，红军宁肯住在露天草坡，也不打扰群众，还帮助群众砍柴、干农活，这些都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所以当红军第二次到甘南后，回、藏族群众既不和红军打仗，也不躲避，反而腾出房屋让红军住，拿出小麦、大豆、面粉、青稞、炒面、酥油、牛羊肉等，与红军的枪、银元进行等价交换，公平买卖。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近五万人到达迭部县达拉乡勾吉寺，徐向前在此寺设立了指挥部兼兵站。红军到时，勾吉寺的喇嘛们没有躲避。红军指挥部在征得寺院大管家的同意后，将该寺储藏的二十五、六万斤粮食和两三千斤酥油及一千多斤糌粑（炒面），全部分发给了红军指战员，解决了红军吃饭困难的问题。红军走时，给寺院留下了300块大洋和六条枪。红军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换得了藏族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有力支持。
2、提倡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
红军进入甘南后，强调“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提出“番人治番”、“回人治回”、“回番民族自动起来成立自己的‘联合会’、‘自治区及苏维埃政府’”。红军到甘南之前，由于鲁大昌等国民党军阀的长期欺压，造成藏、回、汉民族之间相互对立和仇视，民族隔阂很深。红军到来后，为消除藏、回、汉之间的民族隔阂，大力宣传藏、回、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号召“回、番穷苦群众与汉族工农结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
3、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甘南是一个藏、回、汉杂居的地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有深厚的社会影响，藏、回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当红军经过这里时，十分注意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倡信教自由。他们反复向藏、回族群众宣传“番人信教自由！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教民选人管理”。并在部队内三令五申：“不要毁坏喇嘛寺和经书，不要毁坏神像，不要伤害番人的宗教热情！”，“对回民清真寺应遵守他们的规矩，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规定得不到回民的同意，不得进入回民村庄宿营，不得擅入清真寺和损坏回民教义经典，不准借用回民的器皿用具，以及不得在回民地区吃猪肉、猪油等。在经过信仰喇嘛教的藏区时，红军坚持能不进驻寺院就不进驻，以免干扰喇嘛们的佛事活动。即使进驻寺院，也不触动寺庙内的佛像、供品、壁画和“嘛呢旗”（经幡）。但凡红军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寺院里的喇嘛们照常念经、祈祷进行佛事活动，清真寺里教民们做礼拜，红军也从不干涉。
4、积极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当时的甘南，实行着土司制度和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红军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积极争取、团结当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尽可能地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红军提出“在民族运动上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和阿訇，我们仍然不放弃使之联合或使之中立”。在红军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当红军第二次过甘南时，杨土司秘密派人到红四方面军驻地，呈送书信，馈赠马匹和羊，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扰的默契。在红军走后他还以多种名义保护了一批流落在当地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保存了一些骨干力量。红四方面军在临潭开展“抗日募捐”活动时，新城回族上层人士马良俊主动张贴宣传品，鼓励回族教民与红军携手合作，鼓励、动员回族青年参加红军。
(责任编辑：刘元宏)
